总体上说，即使新自然法学家关注法律与某些实质价值的联系，但是此种关注已经服从于自然法理论的形式或程序方面的分析。

[xliv] 蔡文华：《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时代要求与发展路向》，载《探索》2019年第4期。一方面，干部队伍维度的组织体系建设规范事项。

注释： [i]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广泛性是科学化体系架构的基石要旨。遵循‘政党嵌入和‘体制吸纳的双向路径[xlvii]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即是组织制度维度的核心规范事项。[xxxvi] [英]罗伯特·鲍德温、[英]马丁·凯夫、[英]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鸻、安永康、卢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85页。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组织结构作为一种革新性组织建设实效结果，可在该类自我规制策略的指引下，置于任务特征-组织模式与身份认同-绩效分析框架[lxii]中，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激励，并通过对各自行为的主动性约束、有效维护彼此的组织身份价值，以实现国家治理维度的组织身份认同。

（一）党员的身份自觉规范事项 党员的身份自觉规范事项旨在通过统一作为基干组织成员之党员的认知、角色与情感[lxvii]意识，来为共识决策提供民主的普遍意志表达基础。[xliii] 本报评论员：《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6日，第1版。新的法学理论既放弃了这一论证思路，也放弃这样一种远大目标，转而基于一种更为科学和客观的精神将法律品质奠基于法律自身特性之上。

柏拉图相信哲学王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稳定、客观、排除恣意的法律才能更好实现这种善。[23]至于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拉兹毫不迟疑地承认，法治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即使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政权，也会符合法治，只要法律满足了形式性条件。第一次古今之变来源于氏族时期朴素的一元论世界观松动。也就是说法律本身无法判断统治的善恶，如果说作为一种规则之治的法律有什么优势，它的优势仅仅在于一些不同于其他规则的内在品质，而所谓法治如果具有什么优势的话也仅仅指这种形式性要素，这便是形式法治理论。

参见库朗热《古代城邦》，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8页。在古代宇宙观支配下，古希腊强调政治的非自主性，即政治作为属人世界注定是不完善的，要受到更高的道德秩序或者价值规范引导。

它可能对种种弊端加以谴责，但它本质上是维护道德，而最后就要求助于宗教。参见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 ③这一追问发生在雅典人与米洛斯人之间，雅典人在征服米洛斯岛之后试图让后者接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米洛斯人对雅典人权力行使的道德根基提出了追问。考察法治的生成逻辑，我们需要借用这种思维，即将考察视角拉回到人类政治社会形成的早期，通过回到古代来卸去现代思维，如此方能更为客观看待当下法治观念中视之为理所当然之要素的真正含义。新的政治理论可以概括为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二者共同构成了在近代思想中具有主导地位的理性自然法传统，这种新理论为政治和法律提供了新的判准⑨。

另一方面，法律实证主义本身也开始成为一种自足自治的理论。首先，通过基本权利确定了个人和国家的位阶关系：个人自由优于国家。那么，在这种一元论时代，政治正当性问题如何被处理呢？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文明早期可能会出现的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追问，通过一种叙述性的证明得以解答，整个世界的想象是通过一种史诗和神话的整体构建来完成的[2]。参见吴增定《利维坦的道德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4页。

另一方面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特殊规则，其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在这种混杂一体的秩序中，道德、法律等作为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被理所当然视为正当。

他们以重新为约定奠基作为重要理论任务，所构成的古代自然法传统至今依然是我们了解西方古代政治想象的主流方式。罗尔斯立基于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这一前提，认为虽然现代社会任何价值都很难取得绝对主导地位，但具有不同道德、宗教、哲学观念的人在政治法律层面必然存在着某种重叠共识[19]。

另一方面，随着个人地位的突显，个人主义开始出现，同时伴随着近代生活流动性和复杂性的提升，个人不再隶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共同体，个人从人类整体和各种社群关系里解脱出来，进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⑦。但是近代早期的自然法理论中我们依旧可以识别出人类对理性的自信，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中，对人类理性的自信是一个主要特征。后一种话语逻辑实际上是通过强调法治，在特定历史阶段下推动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在中国的落地，进而法学学者得以参与到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其至今仍然是一种主导性逻辑。自由主义导致两个重要的结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在于政治自主性的观念。首先，针对自然法理论，凯尔森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性指出，存在于实然世界的自然事实与存在于应然世界的规范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逻辑鸿沟，而自然法理论将作为一种应当的法律从作为是的自然领域推出，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

这种关系表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政教分离制度的出现。就自由主义下的法治理论来说，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论证基础发生了转变，法律与政治价值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的界定，但是，传统的自然权利作为一种主导性政治价值观念，依然整体性地渗透到近代政治文明和法治观念之中，并在今天依旧有极为强劲的影响，甚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观念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需要对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传统价值在内诸多实际存在着的不同价值加以考察、整合。从氏族时代到古希腊城邦时代，时代思维转换主要源于自然与约定的分离，在以决定或社会约定为基础的由人强制执行的规范性法则，同超越了其力量范围之外的自然法则二者之间的一种有意识的区分[4]。

其在价值上基本包含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所有重要的政治观念，但法治本身的内涵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什么是法治几乎成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何为法治追问的答案就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才符合法治。

例如在德沃金理论中法律必然包含的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而最为浓厚的实质法治版本则强调社会福利这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25]。古代至善决定正当性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发生了断裂，这是现代政治领域一个极为关键性的转变。(二)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类型的生成 当代法治理论在法律实证主义与新自然法的相互争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同理论家在对待合法性与正当性这一分离命题的基本观点上出现了分殊，并最终形成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理论类型。双层脱嵌使得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思潮开始兴起，个人主义逐渐成了社会的根本性原则。

具体来说，个人—国家的界分是近代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总之，实质伦理价值—政治价值—法律这样一条论证思路支配着古希腊的法治理论。

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洞见正义的要求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能力。只有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目的论宇宙观的最终瓦解，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观才得以出现并取代了这样一种论证结构。

[7]在这样的世界结构中，政治正当性问题也就成为政治是否符合这个更高秩序的问题[8]。针对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拉德布鲁赫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学说，试图重新恢复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关系。

最终新的正当性基础便以一种形式化的理论在当代被重建了起来。为解决这一困境，理论界给出两个思路：一种是政治神学的复魅，通过树立某种新的绝对主义意识形态来消散价值相对主义危机。实质法治理论对形式法治理论中所提炼出来的法律自身品质是赞成的，只是认为这些品质并非是法律品性的全部。随着这些原则的展开，法治具体内容也就得到了系统的建立。

当下分析法治的主流理论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这一对概念工具，而不同论者凭借自己视角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不顾其特有的理论边界和特定的理论意涵任意发挥，最终致使围绕这一经典分析范畴构建起来的各种法治观念多被曲解。同时，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在价值领域人类的理性无能为力，其应该主要由情感和意志决定。

随着理论上对理性自然法的挑战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现实政治中理性主义局限的暴露，一种新的理性观逐渐被更为清晰地标定出来。第二，法治理论内部的理论系谱并未得到清晰的梳理。

但是任何政治共同体中又都必然存在着对自身秩序的理解，我们可以将这种关于秩序存在原因的思考视为一种极为朴素的正当性追问。与之不同，新自然法学家提出的是一种重建自由主义价值之基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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